陈高桐:地名文化引导大众“知来路”“明去路

 新闻资讯     |      2020-06-25 23:59

地名可以记录历史、传承文脉,从地名看文化、从文化看中国。传承弘扬地名背后蕴含的寻根文化、孝亲理念、安宁向往、奋斗精神,就是引导大众在“知来路”中“明去路”,唤起根植于人们心中的家乡情结与热土情怀,进一步弘扬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

我国地名文化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形成了以语言、地貌特征等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载体。我国存在着大量古地名和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地名,遍布在山岭湖塘、风景名胜、文物古迹、古遗址、古建筑及街巷等。任何地名的产生,一般都反映出当时这个地名出现、存在和延续的一些因素,而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

比如,“中国”两个字从3000多年前发展到今天,与中国的国土、人口、民族、文化、历史密切相关。据考证,“中国”这两个字最早发现是在一件命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这个青铜器是1963年在陕西省宝鸡县被发现的。尊上面有铭文,铭文中出现两个字,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最早的“中国”二字。“中”、“国”这两个字都是象形文字。“中”是一面特殊的大旗,是商朝人为召集部队和民众集合用的标志。“国”(國)也是一个象形文字,中间的口表示人,口下面的一横表示土地,旁边的“戈”代表有人拿着戈守卫生活或生产的土地,为了更安全,需要在四周筑上城墙,由此形成了“国”(國)。

“中国”二字合起来就表示天子所在的国。由于商与西周的国都很多,只有最高的统治者居住的地方才有资格称为“中国”。东周时,天子的地位名存实亡,各诸侯国间相互吞并,到战国后期,只剩下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和若干小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秦朝,中国再次出现。以后历代王朝都称为中国。其中,南朝、北朝都称自己为“中国”,而称“中国”以外的为“岛夷”,隋、唐统一以后,这些“岛夷”也成了“中国”的一部分。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开始有了“中华”和“中国”两种简称,以后基本都是用“中国”了。

再比如,“济南”因地处济水之南而得名。济南道路地名也别具特色,经纬路的命名方式与当时济南发达的纺织业有密切关系,织布经长纬短,以此命名道路,不仅体现了济南当时纺织业的繁荣,还说明了商埠区的范围是东西长南北短的状况。由此看来,虽是简单的几个汉字,却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感情,渗透着历史发展的一个社会层面。同时,从这些种类繁多的地名文化中,可以领略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及各民族多彩的文化特点,为后人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经济和文化提供了帮助。

由此可见,地名文化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尽管因为历史的变迁,部分地名正在消失或者变更,但只要地名在,人们依然可以凭借地名背后的故事,寻找到这个地方的历史渊源。

地名命名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方便人们在生活、生产、社会交往中的应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地名种类繁多,命名方式也越来越多,在这里列举一些比较常见的种类。

姓氏与地名的结合。在人口密集的地方,这样的名称不胜枚举,例如李家沟、张家湾、刘家坡、郭家坪、苏家岭等。第一个字一般为姓氏,第三个字指的是地貌,如沟、峪、陵、乡、堡、铺、市、寺、店、岭、湾等,其中有一些个案,比如“岳各庄”“豆各庄”等,这些都是由于汉语语音的发展变化而来的,岳各庄、豆各庄其实分别就是岳家庄、豆家庄。

华北平原以丘、陵命名的地名很多,这反映了当时的地理环境——地貌起伏不平,人们择高地而居以避洪水;两汉时,以亭、聚命名地方,表现了当时的地方基层行政制度;六朝时,坞、壁、垒、戍、堡等地名用字的出现,与当时豪族大土地所有制以及社会动乱需要防御有关;唐中叶以后,内地出现的集、市反映小商业城市的兴起,场、务表明了官营手工业的发达。

我国的很多地名中都带个“洲”或“州”字。“州”的本义是河道中的小岛(或称沙洲)、水中陆地。《说文解字》:“州,水中可居曰州。周绕其旁。从重川。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或曰九州。”行政区划的概念和区划单位还没有建立时,人们曾经把“州”划分为九个区域(九州)来进行管理,后世“州”作为行政区划或存或废,范围或大或小,但仍沿用至今。此时,当“州”再被用作行政区划名称,以它代表“水中陆地”容易引起误解,于是古人又在“州”字前面加上一个“氵”部首,用“洲”来替代“州”。

与“州”一样,“阴”“阳”也是地名中常出现的,这属于以方位命名,“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因此,山的南方因为能照到太阳,称为阳,山北称为阴;而水(河)正相反,水北为阳,而水南为阴。但也有例外,湖北汉阳在汉江的南面,其原因是历史上汉水改道,由汉阳城的南面改到北面,而城市名称未变,所以就形成了一个特例。

以历史人物或与其相关的历史活动为背景而生成的地名和以一定的历史事件以及某一历史史实为背景形成的地名,这种命名方式也很常见,如山西介休(市),因相传春秋时期晋国贵族介子推偕田隐居并死于境内之绵山而名;左权(县),古称僚阳,后几经改名,1942年9月,为纪念左权将军在此殉国,改名左权县;民国年间冯玉祥主政河南时设博爱县、民权县。

在中国地名中,命名最具特色的,当属北京胡同了。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在这个历史舞台上,有帝王将相的更替,也有寻常百姓的流离迁徙。从辽、金的南京、中都,到元大都,一直到当代的北京,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甚至不同国度的人都在这儿留下了他们的行踪,不同的方言、语言,不同的文化都在这儿有过碰撞、交融。所以在北京城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其街巷名称很自然地保留了不同民族文化交流和接触的痕迹。

北京的小巷称为“胡同”,“胡同”一词始见于元代,是蒙古语“huto”(水井)的借词,其最初的发音为“忽洞”,因古代水井在人们生活中非常重要,有人聚居的地方就有水井,“胡同”原义就是有水井处,后转为街巷通名。

胡同的名称五花八门,有的以人物命名,如文丞相胡同;有的以市场、商品命名,如金鱼胡同;有的以北京土语命名,如闷葫芦罐胡同等。再如,司礼监胡同、织染局胡同、酒醋局胡同、钟鼓司胡同、瓷器库胡同等,这些都是历代衙门所在地,显示了当时皇城的范围。一般小胡同居住的都是寻常人家,所以取名时似乎信手拈来,地名用词不出老百姓日常用语,如胡同里住一家经营棺材生意的,这条胡同就叫棺材胡同;胡同形状两头尖、中间大,就叫嘎嘎胡同、嘴巴胡同;死胡同,有进处,无出口,就叫闷葫芦罐儿、口袋胡同。胡同取名求形象生动,亲切自然,好称说,易区别。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情感、思想与道德、智慧与价值,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层面,其中,地名正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层面。地名是我们历史和文化的宝贵遗产,是各个历史时代人类活动的产物。大量古老地名的存在,昭示了中国不同时空的文化层面,展示了中华历史,也是民生的写照,理应作为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

本文作者:陈高桐,中国地名学会常务副会长,原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馆长,经济学家、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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