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后,“娱乐救国”这个论调,是怎么提出来

 新闻资讯     |      2020-04-19 11:04

1930年左右,当时在上层社会中,流行一种奇怪的论调,那就是“娱乐救国”,小编一拿到这个标题,也蒙了好久。经过有些资料查询,原来这个说法的由来,也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首先说下当时的背景,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正在中原进行决战,根本无暇顾及日本人。然而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1932年发生了“一二八”,中国民众才开始意识到,所谓的“亡国亡种”,史书中的记载,正在中国土地上逐渐演变成现实。

中国各地的有志之士,进步青年,军队将领,无不以拯救民族危难为己任。有一部分人,弃笔从戎参加军队,大多数还是用自己的优势,开始用热情、热血,去唤醒还在迷茫中的民众。

于是各种救国的口号,就这样喊了起来,有“航空救国”“实业救国”“体育救国”“统一救国”“和平救国”,反正每一个口号的提出,都个各个职业有一定的关系,按照当时的大趋势,即使喊出“木匠救国”“帮会救国”,只要你是积极的,就没有人会鄙视。

大家都知道,1930年左右的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蒋介石一直想建立一个集权政府,因此更多的重心都集中在政治和军事上。

正式因为疏忽,反而早就了民国时期,文化、文学艺术的急速发展,不管是从形式上来讲,还是从内容山来讲,这个领域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状态。文坛作家比比皆是,梨园名伶也层出不穷,出现了很多,至今都无法超越的作品。

尤其是1931年,影星胡蝶横空出世,一部《歌女红牡丹》震惊了上海滩,电影事业也从无声的卓别林,走向了有声系列。这新奇的食物,对上海来说,绝对是最时髦的娱乐休闲项目。

1933年,上海百乐门,正式开业,这个耗资70万两白银的娱乐场所,带动了老上海的娱乐享受风气。

当时,主张把“娱乐”“救国”两个根本不相干的事情,强行联系在一起的人,主要分两种:一种,从内心上,把救国当成一种使命,任何方式只要能救国,都可以接的人,第二种,喊口号者,只是在纯粹意义上,把救国跟任何事情都联系在一起的人。

比如“九一八”事变不久,上海的文艺界,就集合所有的爱国文人,组成了一个“反帝抗日大联盟”的组织,将上海所有的文学家、艺术家、推向救国运动的前列。上海的中国文艺协会,甚至直接发表声明,用文学艺术这种“特殊的武器”,于日本侵略者抗争到底。

于是乎,各种宣传救国运动的作品,纷纷出世,为了捐助东北义勇军,很多文艺工作者,开始组织捐募演出,游行集会,抵制日货等等行动,掀起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巨大声浪。

梅兰芳排练的京剧《抗金兵》,马师曾的粤剧《还我汉江山》等等文艺作品,都把救国的理念融入其中,用艺术的形式,表达爱国的热情。对于他们来说,只用自己的表演形式,传播救国理念,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娱乐之中接受救国之志。

“九一八”之后,国民党军队剿匪工作,取得不小的成效。南京政府就开始觥筹交错,开始大张旗鼓的庆贺。政府官员出入烟花之地,出入歌厅酒吧,比比皆是。

他们不会想到,东北三省,在日本铁骑之下,流离失所的难民,更不会想到,长城内外,为抗日奋勇战斗的勇士,“酒肉臭、冻死骨”就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他规定公务员的宴会,上头等才菜“十八”个,谓之“九一八”,二等菜肴是十一个,谓之“一二八”,小菜要八个,谓之“五三”。小编看到资料之下,也气不打一处了,这都是什么玩意,用吃的规格,去纪念民族的灾难,韩复榘这个人也是做到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纯粹是打着救国的幌子,为自己娱乐做掩盖而已。

特定的环境之下,中国的民众产生了一种死板的意识,对于救国来说,只是一个纯碎意义上的表达。

学生发起游行,就有了“读书救国”,当低俗文化被抵制,夜总会老板就高喊“跳舞救国”“娱乐救国”等等。

褚民谊,一个亲日集团的一员,当上行政院秘书长之后,就开始发挥特长,唱一唱昆区、陪孩子踢毽子、放风筝、闲暇时候打太极。一身的肌肉竟然还上了报纸,被称之为“救国不忘娱乐”,这真是可耻之极。

然而对于这种,虚浮的东西,蒋介石却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娱乐不忘救国,这个理论只有这样做才不违背救国的真谛,还具体指出了,强壮身体、增进智识的娱乐活动,都是可以的。

蒋介石只是给新生活娱乐,做出了一个解释,可是并没有解读娱乐和救国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最终导致除了娱乐行业的老板、消费者,“娱乐救国”就是一种不耻的口号。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娱乐救国”的口号,公告还四处可见,可是淞沪会战之后,这个口号就存在不下去了,直接退出了历史舞台,存在时间只有5年左右。这种文化的形成,只是特定时期,产生的一种畸形而已,被淘汰是必然的事情。